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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熟悉的陌生人

2015-02-18 00:42:23 人點擊
導讀:高中歷史課本上,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反圍剿時總會提到一個人的名字——“博古”。這個名字和王明、李德緊密相連,更是中國共產黨“左傾教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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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課本上,在講到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反圍剿時總會提到一個人的名字——“博古”。這個名字和王明、李德緊密相連,更是中國共產黨“左傾教條主義”的象征。因為他們的錯誤,紅軍丟失了根據地,被迫進行兩萬五千里長征,又被迫進行兩條路線的斗爭。如今,這位中共中央前總書記,在中共黨史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給人的印象始終有點模糊不清。黨史上,對他的專門介紹也只是數百字。從照片上看去,博古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鏡、面容清秀、個子高高的儒雅男子。

博古,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1.清寒苦楚的少年

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1907年,出生在山明水秀、人杰地靈的江蘇無錫。秦邦憲是北宋詞人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其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曾在溫州地方審判廳當過刑事庭庭長。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從事律師職業,一度在浙江長興縣擔任統捐局局長。

秦邦憲幼年曾在無錫念私塾。9歲那年,他隨因病辭職的父親回到無錫。因家境大不如前,只得賣掉祖居地城中耆英里的老屋,租住在大河上秦琢如家。1916年冬,秦肇煌病逝,秦家從此江河日下。秦邦憲的少年時代可以說是在清寒苦楚中度過的。

為延續秦家“書香世家”之美譽,秦邦憲的母親依靠含辛茹苦掙來的微薄收入,支持他先后考進了無錫縣立第二高等小學和省立第三師范附小。上小學時,他的國文、算術很好,但體育、唱歌成績較差。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秦邦憲顯得深沉、富有頭腦。

1921年,秦邦憲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學習。1925年5月五卅慘案發生后,年僅18歲的秦邦憲不顧身患肺病,以蘇州“二工”學生會會長身份,積極參加并領導蘇州、無錫等地的反帝斗爭。五卅慘案的沖擊,使秦邦憲抱定了為國捐軀的決心。他在《病榻瑣記》雜文中寫道:“寧愿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魂,不愿赧顏惜命于胡虜蹄下。”

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構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堅實思想基礎。

2.愛情在莫斯科播撒

從蘇州工專畢業后,1925年9月,秦邦憲被上海大學社會學系錄取,期間聽了瞿秋白、惲代英等老師講授的馬列主義理論課。不久,秦邦憲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國共產黨批準,秦邦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到達中山大學后,秦邦憲被分在四班,第二年5月又進入俄文班。他和王明、張聞天等人是留蘇期間的同學,與其他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秦邦憲以一個中國普通留學生身份參加了有關的各項政冶活動。

1927年,世界勞工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秦邦憲俄語水平較高,被聘請擔任中國代表團的生活翻譯。在工作中,他認識了無錫女工代表劉群先。

劉群先,1907年生,也是無錫人。1924年起,先后進無錫慶豐紡織廠、申新三廠、德興絲廠做工。她為人耿直,敢為工人爭權益,深受工友們的喜愛與稱贊。1926年5月,她積極參加無錫絲廠女工總同盟罷工。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1927年10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在中國工人代表團里,劉群先第一次見到了秦邦憲。代表團的翻譯秦邦憲,居然是她“中大”的同學!在國內時,劉群先是讀秦邦憲主編的《無錫評論》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經接觸,倆人居然又都是無錫人,劉群先的一口無錫話使他們一見如故。

大會閉幕時,蘇聯婦聯宣布宋慶齡女士來到莫斯科,婦聯下午開歡迎會,各國代表可以去領票。劉群先渴望一睹宋慶齡的風采,聆聽她的演講。但宋慶齡是用英語,而秦邦憲既懂俄語又懂英語,于是,劉群先就懇請秦邦憲留下,和她一起聽宋慶齡的演說。秦邦憲爽快答應了。

散會后他們一起步行回“中大”。一路上劉群先向秦邦憲講了無錫的工人在國共分裂時期與國民黨的斗爭,無錫人民在國民黨屠刀下遭受的深重苦難。秦邦憲向劉群先介紹了蘇聯的情況和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兩人談得很投機,共同理想使他們之間感情不斷升溫。每逢劉群先在課余時間或休息日去莫斯科近郊的工廠參觀,了解蘇聯工人的生產、生活和工會活動的情況時,秦邦憲常常陪同她一起去。他們在一起感到很開心,漸漸地感情升華,1928年5月他們決定結婚。秦邦憲送給劉群先一條裙子和一雙皮鞋,這是她第一次穿裙子和皮鞋。 

1930年回國后,劉群先參加了紅軍長征,到陜北后繼任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長。她被美國名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譽為“中國杰出的女工領袖”。

剛到蘇聯留學時,按照當局要求,秦邦憲取了俄文名字“博古諾夫”,“博古諾夫”為俄語“上帝”(Бог)的音譯。后來回到國內,白色恐怖嚴重,不能使用真名,久而久之,博古的名字被大家熟記起來。

1929年,博古學習成績優秀,轉人中國問題研究院當研究生,并擔任校內工人班政治常識教員兼黨的指導員。

3.稚嫩的“總負責人”   

1930年5月,博古回到上海,開始被分配到全國總工會,擔任宣傳干事,并參加《勞動報》等工人報紙的編輯工作。在一次示威游行的活動中他與王明相遇,開始了與王明的合作。由此他的革命生涯在此后的幾年中走過了一個很大的彎路。

1931年,博古在上海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這年4月到6月,發生了顧順章、向忠發事件,他們出賣黨組織,出賣共產黨人,并供出許多黨的高層領導的住址,許多共產黨人被捕,黨的組織被破壞。

國民黨還發出密令:抓住周恩來、瞿秋白賞銀元兩萬;抓住王明、張聞天、博古賞一萬大洋。

9月的一天,周恩來與王明一起來到博古家,告訴博古: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擔任軍委書記,王明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博古很吃驚,提出這樣安排不符合組織手續,因為博古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周恩來、王明告訴他,已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商妥,再電告共產國際批準即可。博古服從黨的安排,把黨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慮個人安危,臨危受命挑起了這副沉重的擔子——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負責人,成為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時年博古24歲。

與同時代的革命者相比,24歲的博古顯然有些稚嫩。他比張聞天小7歲,比周恩來小9歲,比毛澤東小14歲。“24歲的博古還有點孩子氣呢。陳賡掛彩了到上海看病,和博古住一塊,住在樓上。警察從下邊過,他兩個就用大便報紙包住,往警察頭上丟。這不跟小孩一樣嘛,哪像黨的領導人呢。”后有人回憶。

博古就任總負責人以后不久,江西蘇區發來電報,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希望能選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就任主席。主席一職有三個人選,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蘇區有著較高威望的項英,另一個是黨的一大代表張國燾,還有一個就是博古提名的毛澤東。

此時正值寧都會議前夕,蘇區對毛澤東有諸多意見,但博古頂著種種壓力,推舉毛澤東為蘇區主席。

4.成也“國際”,敗也“國際”

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1932年底,博古與陳云一起秘密離開上海,1933年1月19日到達江西瑞金。1月下旬,在博古主持下召開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蘇區中央局委員的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央局,博古提儀任弼時負總責,而大多數人則推選博古為中央局書記負總責。

因為博古不懂軍事,共產國際派李德作為軍事顧問來到了蘇區。具有耀眼光環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王冠”的李德,在博古的心目中,是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的。伍修權將軍十分生動形象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聽計從。”

面對年僅25歲就當上了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李德一面恭維博古具有經天緯地之才,定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一面嘲諷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什么毛澤東慣用的“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并一再斷定“山溝里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也一再表明,毛澤東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因而斷言,“在落后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

因博古盲目聽從共產國際和李德的指揮,致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博古成為歷史的“罪人”被載入了史冊。可以說,博古成也“國際”,敗也“國際”——因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某些不切實際的“遙控”和“命令”,把博古推上了領導崗位;又因為博古的“教條主義”錯誤,使中國革命吃盡了苦頭。

遵義會議后約半個月,在行軍中博古沉默寡言,情緒低落,減食少睡。取消最高指揮權后,一些電報電文也得不到及時處理,軍隊事務受到影響,黨內急需確定新的領導人。這一天,紅軍行至云貴川三省交界地,周恩來出面找博古和他談心。

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周恩來顧左右而言他,   

博古說:“有什么事,你就直說吧。”

周恩來開門見山:“我們的對象是國民黨,具體的是蔣介石。我在黃埔軍校給他共事了兩年,對此人知根知底。我知道這個人文武雙全,聰明能干,讀書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們要打敗他,就要找個比他強的人。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

博古聽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就是說,蔣介石這個人比較全面,我們都不是他的對手。現在有一個人可能是他的對手,此人就是毛澤東。周恩來深知,若論搞宣傳組織工作,博古這些方面都行,但搞軍事不行,他不是蔣介石的對手。

博古為了革命前途,于是提出:“那就讓毛澤東負總責吧。”博古當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接著談了他們想讓洛甫接替博古的事。

周恩來的眼睛盯著博古的兩只箱子看。博古是個聰明人,他爽快地說:“把這兩只箱子就送到張聞天那兒吧。”

談話最后,周恩來將洛甫起草的,毛澤東、洛甫、周恩來與王稼祥都看過的《遵義會議決議》交給博古。

博古道:“我看完就還給你,你叫潘漢年到我處來一下。”潘漢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與博古約定的聯絡員。此人是個精明能干的人,記憶力特強,讀物過目不忘,甚至能背誦電報密碼。

周恩來的這次談話,解除了博古半個月來的心理陰霾。第二天,博古就派警衛員康念祥把象征中央最高領導人權力的兩個文件箱挑到了張聞天那里。博古又找到潘漢年,兩人暢談近4個小時。博古特意向潘漢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權完全是為了中央紅軍的命運,為了中央政治局的團結。紅軍需要一個有獨特軍事才能的人。博古向潘漢年談了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內容。

當時有不少人反對博古交權。凱豐就是一個,凱豐告訴博古:“現在誰對誰錯還為時過早,還沒有成為定論呢。”凱豐甚至說:“你這是共產國際批準的總書記,他們幾個人隨便一說就算數啦?”

博古對潘漢年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交不出去。我們商量好,讓你與陳云兩個人去莫斯科報告。你倆分開走,不管誰先到,報告以你為主,陳云補充。”

1935年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云赴莫斯科,9日和10日陳云和潘漢年分別出發去了莫斯科。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云向王明作了匯報。王明對博古交權表示遺憾,但對張聞天上臺還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批準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

5.面對誘惑,不為所動

遵義會議是革命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博古雖然從總書記的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與黨的團結,支持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最后下決心,逐步把毛澤東扶起來。特別是在與張國燾分裂紅軍的斗爭中,在黨和紅軍危難之際,博古始終站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一邊。

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此時,在經過8個月的長征之后,紅一方面軍只剩下8000余人,但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有8萬余人,力量的懸殊讓張國燾的心理發生變化。

在張國燾的要求下,中央常委會增補他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又把總政委一職讓給他,但張國燾仍不滿足。

對于張國燾日益表現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覺察。兩軍會師后,張國燾第一個找的人就是博古,可博古卻不給他好臉色看。張國燾問,遵義會議怎么開的?張國燾說,我們四方面軍不承認遵義會議,它的決定是不合法的。張國燾挑撥離間,希望博古跟“他們”分開,跟自己合作。張國燾多次找博古“談心”,還派來陳昌浩作他的工作。陳昌浩跟博古是蘇聯的同學,關系一向密切。但是,28歲的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為此,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6.發揮己之所長,創辦《解放日報》

1941年前后的抗日根據地輿論導向混亂,不時出現違反黨的政策與中央指示的言論。王明提出,“我黨與日本侵略軍妥協,先打國民黨反動軍,再打日本。”王明的言論頗像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

為此,博古提出延安需要有一份日報與一個強有力的通訊社,統一思想與認識。于是,中央決定讓政治局委員博古擔任報社社長,兼新華社社長、中央出版局局長。

1941年5月15日,《解放日報》試刊,16日作為黨中央的日報正式出刊。創刊號頭題登載博古寫的《蘇援華態度堅定不變》。《發刊詞》由毛澤東執筆:“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宣告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路線,并闡明黨報與黨的關系。5月18日,該報刊登毛澤東執筆的著名社論《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天下》。

博古每天早晨六點半到報社,改稿、校對、印刷,忙起來連吃早飯的時間都沒有,炊事員將早飯費力地挑到報社辦公室,他常常不得不原封不動地把它再挑下山。博古請來李銳、吳冷西、林默涵、丁玲等一批文藝界、知識界人士協助辦報,為他們安排了優厚的待遇。當時記者、編輯、校對每月的報酬有六、七斤豬肉,這在困難的陜北是很難得的。報社紙張缺乏,博古讓編輯人員用馬蘭草紙印刷,因此,最初的解放日報都是黃色。

6月23日頭題報道德國法西斯大舉進犯蘇聯的消息,博古撰寫社論《德國法西斯進攻蘇聯》。文中指出:“這種自掘墳墓的瘋狂舉動將永遠埋葬掉法西斯制度。”25日發表博古根據毛澤東為黨內起草的《關于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決定》撰寫的社論《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最早向世界提出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

1941年9月16日報紙擴大版面,由四開二版改為對開四版,成為當時全國大型日報之一。創刊開始時,解放日報第一版為國際要聞,第二版介紹國統區情況,第三版才是陜甘寧邊區情況,第四版為文藝副刊,這種版面設置維持了大半年。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整頓黨的作風》與2月8日作《反對黨八股》的演說,標志著延安整風運動普遍開展。這兩個極為重要的報告,竟被發表在三版的右下方和左下角,引起了中央的注意。3月14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通報情況,也說“關于改進《解放日報》已在討論,使之加強黨性與反映群眾。”

1942年3月17日,博古召開全社干部大會,檢查十個月的報紙,列舉事實,說明“沒有完成戰斗的黨的機關報的責任完全在我”。由于總編輯楊松肺病發作入醫院治療,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博古太忙沒有看,于是,他也承擔責任,對報紙發生的錯誤與問題都包在自己身上。博古任勞任怨,勇于自我批評,總結經驗教訓不作任何解釋的精神贏得了同行的尊敬。

博古提出把《解放日報》版面改為一版是要聞,二版是國內,三版是國際,四版是副刊與專刊。另外創辦僅供內部參閱,四開四版的《參考消息》。新的版面于4月1日見報,社論《致讀者》博古執筆:“最近中央號召全黨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進行思想革命與改造全黨工作的時候,黨報沒有能盡到其應盡的責任”,并說“要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1942年9月,博古撰寫社論《黨與黨報》,首次提出了黨報是“黨的喉舌”。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華社拿到被圍在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突破德國法西斯一百五十萬侵略軍包圍的消息,立即送毛澤東參閱。毛澤東11日撰寫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的評論送給博古:“請看看可否作社論用?”這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戰轉折點的評論。西方報刊,在三個月以后,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殲滅德國法西斯精銳部隊鮑里斯兵團三十萬大軍,方說為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在同事看來,這一階段,博古和毛澤東的合作非常愉快,他經常和毛澤東通電話,匯報工作,或者到毛澤東處小坐,遇到重大新聞,博古也會親自拿著稿件給毛澤東審閱。

1944年2月16日,博古執筆的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說:“我們的重要經驗,一言以蔽之,就是‘全黨辦報’四個字。”并說:“辦報是全黨一件大事,是人民大眾的一件大事,是治國的本領之一。”從此,《解放日報》被認為是一份完全的黨報了。

1943年夏,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調動二十萬大軍擬進攻延安。在準備軍事反擊的同時,中央決定先進行宣傳反擊戰。7月8日《解放日報》頭版用四號字全版發表朱德總司令致蔣介石、胡宗南等電,揭露國民黨軍調動情況,呼吁團結,反對內戰。報紙接連十多天報道延安三萬余軍民集會反對內戰,報道各根據地反對內戰、準備反擊的活動。博古寫了專論《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與延安三萬余軍民集會的頭題新聞。值得一提的是,黨的領導人中,博古是第一個提“毛澤東旗幟”的。

報紙迅速、猛烈、密集的宣傳彈,打得國民黨不知所措,匆忙宣稱“誤會”、“別誤會”,下令撤退進攻部隊。一份報紙居然發揮如此大的作用,在新聞史上是罕見的。

從1941年創刊到1945年,在博古領導下,解放區的新聞事業克服重重困難,組建總分社9個,分社40余個,并形成一支近3萬人的通訊隊伍,使解放區形成了一套系統網絡和統一的戰斗結構。

7.學識與人品,令人敬仰

在同事眼里,身為社長的博古為人熱情、直爽,高興的時候哈哈大笑,笑聲能從山上傳到山下,孩子們有時候稱他是“母鴨子般”的笑聲。博古的兒子回憶:“他的笑聲特別,很響,嘎嘎嘎的,爽朗,很遠可以聽到,我從小叫他‘母鴨子’”。

博古沒有官架子,行政科的人能對他直呼其名,他也時常稱呼別人“老兄”。在延安,夜間熄燈最晚的是毛澤東與博古,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博古只有夜間才能翻譯,早晨6點半鐘還要起床上早班,審查黨報的稿件,他勞累過度身體不好,還把中央每天供給政治局委員的一瓶牛奶,送給缺奶的楊永直編輯的女兒喝。

1943年初,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主任說《解放日報》發表過十幾篇對敵后生產建設有指導意義的文章,新華社沒有廣播,應當早日補發出去。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寫了一篇檢討,請博古閱后轉中辦。博古看后寫了“這個責任應由我負,博古”,告吳文燾“我馬上發了”。博古對工作差錯首先歸于自己,這是報社、新華社的同仁非常感動的。

在延安時期,大家公認博古讀的書最多,寫的文章最好。博古寫文章幾乎都是一遍成稿,而且他的講演也是一流的。博古講演時不緊不慢,極富感染力,講演的內容稍加標點即可以發表。博古精通英文和俄文,且俄文尤甚,每天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都擠出時間來做翻譯工作。延安高級黨校規定必讀的五本書中,有三本為他所譯。他的重要譯著有《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等,他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有很深的研究,這些譯著為傳播馬列主義、提高干部和群眾的理論水平作出了很大貢獻。 

博古負總責的時期,犯了路線錯誤。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檢討:“我應向黨所負的責任就在于執行了這個路線,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中共七大的發言記錄記著:“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里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他的發言檢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黨的諒解。博古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稱道。

1945年8月15日傍晚,新華社吳文燾副社長手持“日本投降”的急電來找博古,博古外出了,吳文燾立即搖動掛在博古墻上的電話機,說“請接毛主席處”。毛主席聽了說,“噢,那好啊,有什么新情況你再打電話來”。接著博古告訴吳文燾,他還在毛主席處開會,要吳文燾在電話旁等指示。午夜,博古從毛主席在棗園的住處回來,帶回朱德總司令簽署的勒令日、偽軍就近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的延安總部第一號命令!

8.其儒雅形象,永遠定格1946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葉挺、王若飛、鄧發等重要領導人由重慶飛往延安時,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后軍統特務證實:這起空難是軍統特務精心設計的暗殺。這一年博古39歲。

博古遇難后,郭沫若在《哭博古》中這樣寫道,“博古,推動中國歷史的鐵人,你的潛能似乎才剛開始發動,然而竟隕滅了。”田漢在詩作《他的心沒有成灰》中寫道,“他像太湖一樣的汪洋,他胸里沒有一點兒云翳。”

秦邦憲等人的遇難,周恩來更感悲憤。4月19日,他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紀念文章:“人民的英雄,群眾的領袖,青年的導師和堅強不屈的革命戰士”。稱他們是:“久經考驗永遠忠于人民事業的黨的優秀領導者和黨的骨干”,“是中國人民的玉壤寶”,“是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文中還指出:“博古!你是為修改憲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為堅持完成一部民主憲法,建立民主中國而奮斗到底!”

 延安《解放日報》總編輯余光生,副總編輯艾思奇、陳克寒在《悼念我們的社長和戰友博古同志》一文中說:“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們從事新聞工作的同志的最杰出的導師和模范。” 他們一起回憶了博古那儒雅的神情,母鴨子般爽朗的笑聲。他們的回憶讓人明白,那個叫博古的人,原來曾經是這樣一位革命者。

博古從1932年在上海與母親一別,竟成了永訣。后博古去了江西蘇區,歷經長征到達陜北,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難,竟14年未能見母親一面。他的母親日夜思念著兒子,因擔心兒子的安全,老母經常傷心落淚,翹首盼著兒子能回去看望她、甚或接她,可兒子卻杳無音信。直到臨終,博古的母親都未見上兒子一面。博古的女兒秦摩亞,“出生后便被送回老家無錫,寄養在親戚家,15歲時不幸被拐騙到四川。她一直盼望著有一天父親能夠接她回去,可是盼啊盼,盼到的卻是報上父親犧牲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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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遇難4年后,博古的母親彌留之際,葉劍英元帥出現在老人的病榻前。

“你來看我很好,長林呢?他為什么不來?”長林是博古的乳名。面對老人的聲聲呼喚,葉劍英始終沒敢說出實情,只是安慰她:“長林工作很忙,他是領導,他來不了。叫我代替他來看看您。”

博古,24歲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負責人的位置,28歲交出領導大權,39歲飛機失事英年早逝。

博古的身影永遠停留在了1946年。

作者:中文名:高榮偉   英文名:William Gao    郵編:473300   地址:河南社旗縣西天平街宛東經濟評論雜志社副總編輯   畢業于南京航空航太大學   研究方向:國際關系與港澳臺研究
              

文章來源:qianke.cc 編輯:千客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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